L 记事本

作者 许岑珂*

北魏孝文帝几乎是用一种偏执的狂热在强力推行汉化，这促进了民族融合，让后来发源于北朝的中华第二帝国也成为正宗的中华帝国。但就北魏自己而言，很难说孝文帝的改革带来的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其成了后来六镇之乱的源头。

公元422年，宋武帝刘裕去世，长子刘义符即位，后谥宋少帝。之前帮助刘裕即位的傅亮等人，又把刘义符废掉，并且越过刘裕次子刘义真，直接立了刘裕的第三子刘义隆为帝。刘义隆本来跟皇帝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几位大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他们刘家以及整个南朝折腾得天翻地覆，终于让刘义隆当上了皇帝，后谥宋文帝。刘义隆本该重重酬谢这几个人的多次拥戴之功，但他却把他们都杀掉了。动机很简单：这些胆大包天的人已经连续两次废立皇帝了，谁能保证没有第三次？所以卸磨杀驴，有时候真的是驴自己的问题。

刘义隆当皇帝当得还不错，在他治下的宋朝被称作“元嘉之治”，这个时代尤其以文史方面的成就著称。刘裕刚死的时候，北魏趁机南下，让宋朝丢失了大量黄河流域的土地。刘义隆不敢丢弃老爸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在自己在位期间先后三次兴兵北伐，试图收回失地。可惜不幸的是，当时北魏的皇帝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北魏太武帝，庙号“世祖”的拓跋焘。刘义隆与拓跋焘的对决，在辛弃疾的词里用一句话概括“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年间刘义隆的三次北伐均不成功，他还曾经说过“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王玄谟是一个特别能忽悠的大臣，时任彭城太守）。狼居胥山是当年霍去病北击匈奴打到的地方，其具体位置今天仍有争议，但是不管怎样离刘义隆的地盘实在太远，甚至都不一定在北魏领土范围内。刘义隆封狼居胥山的幻想太不切实际了。

北魏虽然统一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北方，但是地缘政治并不乐观。北魏一直处于南北夹击的环境中。不仅仅南方有刘宋多次北伐，北方也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游牧民族柔然族经常骚扰北魏边境，所以北魏同时面临着南北两场战争。北魏对柔然汗国的战争就是那首脍炙人口的北朝民歌《木兰辞》的创作背景。诗中管天子叫“可汗”，这说明花木兰所处的朝代并不是汉族王朝。“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说明花木兰的朝代的核心区域在黄河流域，而黑山在今天内蒙古境内，可见花木兰打仗是往北边打。“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可见花木兰的军事装备需要自己准备，而不是国家配备，这符合北魏的军户制度。所谓军户制，也就是说国家有一部分居民是世代专门负责打仗的，而不是国家雇佣的职业军人。花木兰家估计就是这样的军户。但是花木兰闲着的时候喜欢“唧唧复唧唧”，这显然又是汉族传统。所以可能花木兰出自汉化以后的北魏军户家庭。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同时打赢了南北两场战争。一方面击败了急于北伐的宋文帝刘义隆，同时也击败了北方强敌柔然。柔然被拓跋焘击败，但是和很多游牧民族一样，要被彻底击垮是很困难的。之前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也是如此，虽然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屡次击败匈奴，但是匈奴一直死而不僵，最终等到了在刘渊的带领下大闹中原。而有可能是匈奴人后代的匈人也曾经大闹欧洲，间接灭掉了西罗马帝国。柔然也是一样，最终击垮柔然的并不是北魏，而是另一只凶悍的游牧民族——突厥人。丢失了家园的柔然人西迁，成了欧洲历史上所称的阿瓦尔人，并且在欧洲建立过阿瓦尔汗国。阿瓦尔汗国一度实力强大，甚至夺取过东罗马帝国的领土。最后，阿瓦尔汗国被欧洲的查理曼大帝征服。而之前打败柔然人的突厥人也将步匈奴人和柔然的后尘，前赴后继地西迁，建立了塞尔柱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

但是在文化领域，拓跋焘干了一件让后世争议很大的事情。乱世之中，百姓流离失所，朝不保夕，于是宗教信仰成了人们重要的精神寄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和道教大发展的时代，就连先前以残暴闻名的后赵政权也崇尚佛教。当然，佛教和道教都和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很不一样，明显不是一神教，而且人和“神”之间的界限是可以突破的。佛教和道教都讲究人可以通过自身的觉悟和修炼，或者成为罗汉、菩萨、甚至佛祖（这三个等级的觉悟各不相同），或者吃仙丹成仙（严格来说，“仙”和“神”也有不同）。这样的意识形态让水深火热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佛道两教皆大行于世。执政者当然也看到了宗教的力量，于是往往会选择一个宗教奉为国教。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南朝远远不止四百八十个寺庙。

中国北方在佛道两教之间摇摆。拓跋焘选择了道教，而不是佛教，就连他的年号也颇具道教风格：“太平真君”，可见其对道教的推崇恐怕要超过后来著名的道教皇帝嘉靖。拓跋焘为了推崇道教，不惜对佛教痛下杀手。他宣布国内灭佛，所有和尚必须还俗，凡是家里养了和尚的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前交出来，否则灭门。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叫“太武灭佛”，是佛教在中国的一次巨大灾难。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却是支持佛教的，在执行灭佛命令的同时阳奉阴违，暗中保护佛教。拓跋焘和太子之间关于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最终导致了双方反目成仇。拓跋晃被诬陷谋反，其东宫官员几乎全被诛杀，而他自己也郁闷致死，终年24岁。

北魏的伦常惨剧之后，太武帝拓跋焘死于宦官宗爱之手。宗爱先立了拓跋余为皇帝，然后又杀了拓跋余。最后废太子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被立为皇帝，后谥文成皇帝。拓跋濬当皇帝时年仅12岁，但他手段狠辣，即位以后立刻诛杀了立自己为皇帝的宗爱。这混乱而又血腥的故事和南朝刘义隆登基前后如出一辙，南北朝时期这样的弑君悲剧数不胜数。拓跋濬登基以后一改他爷爷的灭佛主张，重新推崇佛教，并且开始建造云冈石窟。

拓跋濬不算一个特别著名的皇帝，但他的皇后冯氏却很著名。冯氏出身北燕皇族，就是那个篡夺了慕容氏后燕政权的冯氏家族的后人。冯氏年幼时家境悲惨，全家男丁除了她哥哥之外全部被灭门，冯氏很小就入宫当宫女。但是少年时代的冯氏就被拓跋濬看中，并且立了贵人。北魏后宫女眷当中，贵人是排名第三的等级，仅仅次于皇后和左右昭仪。冯氏随后又被立为拓跋濬的皇后。她24岁那年老公死了，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冯氏成了皇太后（拓跋宏非冯氏所生）。跟很多皇太后一样，年轻寡居的冯氏不甘寂寞，自然就找了情人。但她又曾经在老公葬礼上演了意欲自焚殉情的一幕，这似乎和她后来找情人的行为不太相符。冯氏找了情人以后，皇帝拓跋弘自然看不惯太后的所作所为，虽然冯氏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但是皇帝的颜面总是要紧。于是拓跋弘借故杀了冯太后的情人李弈，之后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冯太后的记恨。冯太后30岁那年，献文帝迫于太后压力禅位于自己的儿子拓跋宏，不到20岁就当了太上皇，而冯氏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太皇太后。新上任的皇帝拓跋宏就是那位著名的将北魏全盘汉化的孝文帝。

关于冯太后的传闻不少。吕思勉先生曾经猜测，拓跋宏其实就是冯太后的私生子（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而易中天先生甚至认为拓跋宏就是冯太后和献文帝（献文帝名义上是冯太后的儿子）的私生子（见易中天著《中华史》）。史书记载冯太后在拓跋宏诞生前后放弃权力，还政于献文帝，这与冯太后这样的政治人物的形象不符，其实有可能就是冯太后自己坐月子去了。而拓跋宏降生之时，其“父”拓跋弘才13岁。如果吕思勉的猜测是真的，这就意味着孝文帝名义上是冯太后的孙子，实际上是冯太后的儿子。冯太后如此得势，得益于北魏一项特殊的传统制度：子贵母死。我们通常说，母以子贵，也就是说儿子如果被立为太子，那母亲就会跟着上台阶。后来的朝代基本上也是如此。但是北魏偏偏不这样，一旦一个皇子被立为太子，其生母就被赐死，也就是仿照汉武帝“行钩弋夫人之故事”。献文帝的生母就这样被赐死，孝文帝名义上的生母也被赐死，不然冯太后还会有竞争对手。

不管拓跋宏的真实出身究竟如何，他都是北魏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在他手里，北魏进行了最大力度的汉化改革。其实早在拓跋宏之前，北魏已经想把自己包装成华夏民族。按照拓跋鲜卑人自己认可的历史，他们的祖先就是黄帝。拓跋部落号称是黄帝的妻子嫘祖的后代，而且“拓跋”原本是“土跋”的谐音。当时人们认为黄帝在五德终始说中属于“土德”，而“跋”是“后”的意思，比如写在字画前面的文字叫“题”，后面的叫“跋”。所以“拓跋”就是“黄帝后代”的意思。当然，这种说法，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拓跋宏首先是把鲜卑人的姓全都改成了汉姓。比如，他自己的拓跋改成了元，“独孤”改成了刘等等（孤独部号称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后代，其实“独孤”这么酷的姓改了实在是可惜）。然后改变文化，孝文帝参照南朝齐的制度，改变了北魏的官制和礼乐，让北朝和南朝越来越相似。再然后改变语言，孝文帝规定，鲜卑人凡是30岁以下的，全部不可再说胡话，一律说汉话。为了体现自己对大臣们的体谅，孝文帝规定30岁以上的人如果改变语言有困难，可以慢慢来。还有为了改变血统，孝文帝逼着鲜卑贵族和汉族世家大族通婚。为了显得自己是正统的中原王朝（号称黄帝后代，当然正统），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迁都遭到了很多鲜卑大臣的强烈反对，孝文帝几乎是用绑架的办法把大臣们给绑到了洛阳。孝文帝先是谎称要进攻南朝（当时南朝是齐），文武百官都要随行。但是当时天降大雨，大臣们苦不堪言，等走到了洛阳死活不肯再走了。于是孝文帝让大臣们选择是继续南进，还是迁都洛阳，百官只得选择迁都。

孝文帝虽然在典章制度礼仪文化上学习南朝，但是并不是真的佩服南朝，而是想取代南朝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孝文帝几次御驾亲征讨伐南齐，并且曾占领过南朝重镇南阳郡。孝文帝去世后，宣武帝元恪即位。元恪在位期间，北魏对南朝取得了很多军事胜利。南朝原本就是偏安朝廷了，但是在这一时期领土再一次被大大缩小。

站在中华民族的大历史背景来看，孝文帝的改革肯定是一件好事，毕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让后来发源于北朝的中华第二帝国也成为正宗的中华帝国。孝文帝几乎是用一种偏执的狂热在强力推行汉化。但是，就北魏自己而言，很难说孝文帝的改革带来的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孝文帝的改革必然使帝国重心南移，同时让传统的鲜卑民族的地位下降，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孝文帝在世时，这种矛盾就曾经在他和他的太子元恂之间爆发。太子元恂不喜欢汉族文化，也不喜欢新都城洛阳。比如，元恂较胖，怕热。洛阳相比于之前的都城更加靠南，就更热。而他爸强迫他穿的汉人的衣服又裹得太严实，就热上加热，让元恂忍无可忍。父子二人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演化为国内反汉化的鲜卑人与汉化政策的矛盾，并且最终再一次导致人伦惨剧：太子因为谋反罪被赐死。其实太子死的时候才14岁，真的会谋反吗？

而孝文帝去世二十几年后，戍守北部边疆的六镇军民因为不满朝廷对于汉化和非汉化鲜卑民族的不平等待遇，发动武装起义，史称六镇之乱。这场战乱大大削弱了北魏的实力，北魏甚至需要借助宿敌柔然的力量才扑灭了起义。而起义平定以后又迅速再生河北民变。和历朝历代的内乱一样，这一连串战乱中崛起了一批军阀，比如尔朱荣、高欢、宇文泰等人，这些人将北魏皇室玩弄于鼓掌之间，最后分裂并且取代了拓跋鲜卑的江山。可以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是这场动乱的源头。而从这些动乱看来，孝文帝的错误之一在于改革的同时没有抓紧“枪杆子”，当国家因为改革而产生出“汉化新民”和“鲜卑旧民”两个阶级之后，这些因为改革而丧失利益并且边缘化的鲜卑旧民们仍然是国家边防军的来源。不能安抚这些旧民，军队就会出事的。

历代的变法改革都有复杂的两面性。商鞅变法固然成就了强秦，让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但其反人类的严刑峻法和无休止的徭役制度也让“天下苦秦久矣”，最终秦二世而亡。而刘邦的一个“约法三章”立刻收服关中人心，可见百姓们对秦法深恶痛绝。随后的汉朝不得不轻徭薄赋，甚至矫枉过正，在汉初再次分封天下。宋代王安石变法，固然增加了国库收入，减轻了三冗危机，但是也通过公权力过度干预经济，与民争利。到了南宋，有人甚至评论王安石说“自绍圣以来，学术政事，败坏残酷，祸贻社稷，其源实出於安石。今安石之患未除，不可以言政。”可见，大刀阔斧的改革，尽管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后果往往是改革者不可预见的。改革者生前可能不用承担这些后果，但是后人却要为改革的苦果买单。

北魏分裂以后，鲜卑族开始重新鲜卑化。改了汉姓的鲜卑族全都改回鲜卑姓，而很多原本就是汉族的人，也被赐鲜卑姓。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虎，当时是西魏八柱国将军之一，被赐姓“大野”；而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幸亏这两个家族后来改回了汉姓，否则隋唐两朝听上去还真不像中华帝国了。

取代了北魏的北周和北齐政权，都由之前六镇出身的军阀建立。宇文家族出身于武川镇，高氏家族出身于怀朔镇。可以说，六镇起义虽然表面上被平定，但是最后北魏的江山落入了六镇军人的手里。在东西对峙的初期，东魏（北齐）原本占据相当大的优势。但是因为南朝陷入“侯景之乱”，西魏晚期趁机占领了南朝的益州、襄阳等大片土地，东西魏的实力对比开始改变。而且后来北周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君主：北周武帝宇文邕。宇文邕首先除掉了权臣宇文护，然后励精图治，北周的国力蒸蒸日上。周武帝干的诸多大事里面，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周武帝再次灭佛，甚至还打算灭道。而且周武帝灭佛决心很大，有一位僧人警告他将来会下阿鼻地狱，周武帝说“百姓若得人间之福，朕亦不辞地狱之苦！”这句话真是掷地有声。

相比于宇文邕的励精图治，原本强大的北齐却迎来了一位著名昏君齐后主高纬。高纬和很多亡国之君一样，没有执政的才能，却有艺术才能，尤其喜欢音乐。而且高纬似乎有些心理疾病，一方面有“社交恐惧症”，不敢和大臣多说话，同时又非常暴虐残忍，按照今天的话说可能叫bipolar disorder。高纬极其宠爱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美女：冯小怜。冯小怜是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不仅国色天香，而且有很高的音乐歌舞天赋，这和同样是音乐发烧友的齐后主可谓情投意合。这二人的关系和兴趣爱好很像后来的杨贵妃和唐玄宗。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而李商隐也有诗云“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从此“玉体横陈”这个成语被流传下来，而且被后人脑补成了极其香艳的故事。

北周和北齐有着如此不同的君主，后果可想而知：北周攻破北齐，统一北方。随后，取代了北周的隋朝又在公元589年征服了版图已经被大大压缩了的南陈，从此中国统一在了中华第二帝国的版图之内。而隋朝开启的隋唐盛世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相反，西方的东罗马帝国，虽然稍稍早于隋朝重新统一了原来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但是查士丁尼大帝死后帝国立刻又被很多其他民族入侵，最后欧洲只经历了极其短暂的统一。

• 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物理系副教授。本文为作者的读史笔记。受《赛先生》之邀发表，与各位读者交流。